第4章初见且听我忽悠（求收藏、求推荐）(8 / 8)

展逐渐由抑禁转为认可和鼓励，对于外国先进技术亦主张积极引进。洋务运动期间及以后，西方科学着作不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实用技术也伴随着外资的侵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源而来，从而促进了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就冶铁工业而言，光绪二十六年(1900)，全国生铁产量25890吨，三十一年(1905)为32313吨，宣统二年(1910)骤增至119396吨（注：杜石然等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页。）。这一巨大成就无疑归功于近代冶铁技术的传入与应用。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近代前的”经济扩张是一种“低度开发”，是在落后状态下的成长；“近代性的”经济成长则是由于科技不断进步而形成的（注：（美）费维恺：《清代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3－394页。）。这一观点比较中肯，也适用于前清与晚清的经济发展状况。晚清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使财政收入因财源扩展而增加，这一点是前清无可比拟的，其财政收入规模也达到了后者难以想象的扩张程度。

    直至同治、光绪年间近三十年的恢复，清廷的财政收入才勉强恢复到8000万两左右的规模，但刨去各项开支后，每年所剩不过数百万两甚至不敷使用，有时甚至要靠短期借债方可度日。据不完全估计，慈禧太后在庚子年前的主政时期，清廷的财税收入仅占全国GDP的3%

    1911年前后，全国财政收入接近3亿两（1885年为7700万两），其中农业税增至5000万两（1885年为3000万两），各种杂税约4500万两，商税则超过2亿两，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周志纯所着的《晚清财政经济研究》第259页，有一组有关晚清政府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