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相关(4 / 5)

 Case），随即置诸抽屉，不再过问，直到一九四五年他太太整理抽屉时发现尘封此稿，鼓励他出版，才让他无心插柳走上了推理小说家一途。

    正因为西蒙斯是重要的评论家，他又绝口不提自己的作品成绩，讨论他的推理小说反而必须引用其他高明的见解，也许我们可以先试试他的评论接班人英国作家亨利·基亭（H·R·F·Keating，1926-）吧。

    基亭在20世纪80年代，重选了一次《犯罪与谜题：最佳推理100选》（Crime and Mystery：the 100 Best，1987），在他心目中历史上的一百本杰作中，西蒙斯入选了两种，基亭提出他的理由。他说，就好像西蒙斯在爱伦·坡的传记里，看出文学上其实有两个爱伦·坡，一位是“逻辑的爱伦坡”（Logical Poe），另一位则是“灵视的爱伦坡”（Visionary Poe）；基亭受到启发，注意到推理小说里呈现的西蒙斯也有两位，一位是以布局结构为中心的“巧思者西蒙斯”（Symons the Ingenious），一位则是以心理感受为中心的“直感者西蒙斯”（Symons the Perceptive），两者都成就非凡，所以他要为每一位西蒙斯都选一部代表作，结果他选了《杀死自己的人》（The Man Who Killed Himself，1967）和《棋手与棋局》（The Players and the Game，1972）。

    其实前者（“巧思者西蒙斯”）是他做为推理小说家的扎实基本功，后者（“直感者西蒙斯”）才是他耿耿一念的用心所在。西蒙斯很早就说过，二次大战以后的小说家，已经不能把“正义终将伸张”视为当然，推理小说不能只是考虑布局解谜的“谁干的”（whodunit）而应该同时探幽发微的“何以为”（whydunit）。他身体力行，在作品中强调个性与动机，结合了巧局与意外，并且对道貌岸然的犯罪者其背后的深沉动机有着极富深度的洞视。他自己就曾经说：“在我们的时代最吸引我的事，就是可敬面貌背后的暴力。”（The thing that absorbs me in our age is the violence behind respectable faces.）

    针对这段话，另一位知名的推理小说作家兼评论家威廉·迪安德瑞亚（William L.DeAndrea，1952-）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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