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13 / 18)

犯罪行为可能也是他所为。

    我驾车去医生那里，抽了血，预约第二天再去看病，并开了两星期的病假。我完全精疲力竭地重新躺在床上。我完全可能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活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基蒂给我打来电话。她在哭，简直不知道何去何从。

    “他死了吗？”我问。

    “更糟糕，比死更糟糕，”基蒂啜泣着说，“他还活着，而如果他还活着，我可以想象得出，那是最可怕的命运了。下身麻痹，脑损伤。”

    “他还有知觉吗？”

    “短时间才有。”

    我差点儿被吓死。

    “他说什么了吗？”

    “没有。好在他重新处于人工半麻醉状态了。如果他脱离危险，他将在轮椅里过一天算一天，没有语言，或许也没有记忆，没有思维。我实在放不下心来。”

    “你对他做的那些事情怎么看？”我问基蒂。

    “我无所谓他做了些什么，”她自豪地回答，“即使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我也会爱他，可是他不是杀人犯。眼下我生活在疯狂的边缘，希望他自己选择死亡。”

    她的话使我感动，我也哭了。基蒂是一个好人，而我是一个坏人，可是这些概念又能表示什么呢。

    过了几天，我面临了又一次打击：我获悉自己得了癌症，必须尽快进行手术。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狗怎么办，它到哪儿去。

    我把胸针作为快件寄给了恩斯特·施罗德。在一封简短的信中，我隐隐约约地向他说明了事实真相：这枚胸针不是我买的，而是一位女主人送给我的。同时，我问他是否可以请他的孩子照顾一条陌生的狗两个星期。恩斯特马上打电话过来，向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许诺当天晚上就把狗接走。他是和安内特一起来的，安内特一进房间，马上抓住迪士高，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安内特坐到车里的时候，我才轻轻地说：“你的女儿有一个姐姐，可是你对此却一无所知。你可以静下心来想想，是否想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否仍然不想知道。”

    恩斯特握了握我的双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对麻醉和手术感到特别恐惧。以前，当我的亲朋好友吓得不敢去看医生，一旦需要作手术时，他们就会陷入恐慌状态。我甚至还特别强调说：“对医生而言，这纯粹是例行公事而已；他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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