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 部分(4 / 6)

·斯科特的薪水接近2 300万美元。约翰逊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薪水不到斯科特的1/5，但斯科特先生的报酬只激发了很少的议论，因为这对于当今的大公司CEO而言稀松平常。但沃尔玛工人得到的工资却引起了关注，因为即便依照现今的标准那也算是低工资。沃尔玛非管理员工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8万美元。35年前通用汽车工人的工资，依照通货膨胀调整后，尚是这一数字的2倍多。沃尔玛还有两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一是其员工中有医疗福利者的比例很低；二是对于如此稀缺的福利，沃尔玛还很吝啬。

    皮凯蒂与赛斯、列维与特明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经济学家认为，当年的通用汽车与现在的沃尔玛之间的区别代表了美国经济的一般性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及其后，《底特律条约》被废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抑制不平等的制度与规范消失，不平等恢复到“镀金年代”的高水平。换言之，70年代以来收入的大分化基本上是反向的“大压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限制不平等的制度和规范得到建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制度与规范遭到破坏，导致不平等的加剧。“制度与规范说”可以连贯地解释中产阶级美国的兴起与衰落。

    “制度与规范说”还可以正确预测各国不平等状况变化趋势的差异。不要忘记，科技变化与全球化的力量影响了所有发达国家：欧洲应用信息科技的速度几乎与我们相同，欧洲的廉价服装产自中国的比例与美国不相上下。如果科技与全球化是不平等加剧的驱动力，欧洲就应该经历与美国一般无二的不平等加剧。但从制度与规范的角度看，各发达国家大相径庭。例如，在欧洲，工会依然强劲，谴责过高薪酬、强调工人权利的旧规范并未消失。所以，如果问题的关键是制度，美国不平等的加剧就应是独特的，不同于欧洲的。

    根据这样的比较，“制度与规范说”胜出：美国是独一无二的。最清晰的证据是所得税资料，通过它可以比较各国经济精英所占收入比例的增长速度。这些资料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一场“大压缩”，贫富不均大大缓解。在美国，这一均衡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逆转，而“大压缩”的效果现在已被彻底清除。加拿大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也有一段保守派主宰的时期，这两国都有贫富不均回潮的趋势，但其规模更为有限；而日本和法国自1980年以来，收入不均状况几乎毫无变化。

    家庭收入调查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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