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二）(17 / 20)

，也把它看做一个令人厌恶的时代的象征。

    费尔米纳从成为未亡人的那一刻起，就不像她丈夫担心的那样孤独和无用。她下了决心，毫不妥协，不允许利用她丈夫遗体做任何事情，包括共和国总统拍来的电报都没有用，那个电报命令把尸体放在红箱子里摆在省府会议厅让人们瞻仰。她也以同样冷静的头脑反对在教堂为丈夫守灵。那是大主教亲自要求的，她只答应在举行葬礼弥撒时把尸体移到教堂去。被各种各样的要求弄得手足无措的儿子出来调停，她也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她的农村观念：死者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他的家庭。他们应在自己家里喝着苦咖啡，吃着奶酪饼守灵，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想怎样哭就怎样哭。他们将免去传统的守灵九昼夜的仪式，在葬礼之后就把大门关闭，除了最知己的客人之外，不接待任何来访者。

    家里笼罩着居丧的气氛。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安全的地方。光秃秃的墙壁上只留下挂过画画的痕迹。自家的椅子和从邻居那儿借来的椅子都摆在从客厅到卧室的墙边。除了摆在一个角落里用白床单盖着的钢琴外，大型家具都搬走了。空间似乎扩大了，声音发出鬼怪似的回响。书库的中央，在他父亲的写字台上，躺着医生的遗体，他的脸上带着最后的惊恐表情。他穿着黑斗篷，披着圣塞骑上的战刀。在遗体的旁边，身穿重孝，浑身颤抖，但自制力仍然很强的费尔米纳，忍着悲痛，庄严地接受人们的吊唁，坚持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几乎纹丝不动。十一点钟一过，她便站在门廊上，挥着手帕向丈夫的遗体告别。

    自从她听到帕尔多在院子里喊叫，看见老头儿在泥地上奄奄一息地挣扎以来，现在能恢复到控制自如的状态委实不易。当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认为丈夫尚有希望，因为他还睁着眼睛，瞳孔是那样明亮，她从来就没见到过。她恳求上帝至少给她一点时间，以便让他知道，尽管他们之间出现过多次疑云，她却始终在爱着他。她实在不愿他在明了这一点之前就离开人世。她感到有一种强烈的难以抵制的愿望，希望同他重新开始生活，以便互相表达长期压在心头尚未出口的话，把过去没有安排妥当的事情重新做好。但是，在无情的死神面前，她只好投降了。她的痛苦变成了一种盲目的忿怒，她对谁都言词激烈，怒气冲冲，甚至对自己也是如此。这倒使她获得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和独自忍受寂寞的勇气。从那一刻起，她便不停地做事，不让脸上露出任何痛苦的痕迹。唯一身不由己地流露出某种凄楚的时刻是星期日夜里十一点，当时根据大主教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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