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烈火真金 (1)(22 / 23)

下级就会非常得心应手地像掸掉一个跳蚤一样处理掉他这个反动派，更别奢谈“朱、毛”了。

    投诚的龚楚又逃往香港。

    降将可纳，叛徒难容。古往今来，任何政治集团皆是如此。这一点龚楚倒是十分清楚。

    在香港当寓公期间他写了一本书：《我与红军》。与后来张国焘写《我的回忆》颇为相似的是，谈起曾在中共党内和红军内任过的高级职务便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对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也记忆清晰，那种颇有几分资本的心情详见笔端；对脱离红军以后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其余的，便多是大江东去之慨了。

    香港似乎也有几分不保险。他被子女接往美国的亚特兰大。对共产党领导的那片土地，他要离得越远越好。

    位置越远，感情越近。身体越远，灵魂越近。龚楚是片落叶，身居海外，却一直紧紧盯着那片布满他喜怒哀乐的土地。

    一直盯到双目失明。

    他一直在等待。等待得既无言，又长久。他眷恋自己的故乡，又深知自己给共产党带来的伤害。看着别人先后返回，他心潮难平。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不再追究新中国成立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刑事责任之后，他才下了回乡的决心。

    1990年9月13日，年过九旬的龚楚回到故乡广东乐昌。63年前的1927年，他在这里组织农民运动。担任中共乐昌支部书记；41年前的1949年，他却在这里担任国民党的保安司令，率残部向共产党投诚。

    63年过去了，41年过去了，现在乐昌县人民政府在长来镇为他修建了一幢两层楼房。他住进去后写了三封信，一封给邓小平，一封给杨尚昆，一封给王震。海外归来的龚楚，在信中向当年红军中的这些同事、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表示敬意和问候。

    他还给邓小平单独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已从香港返回故乡。他从百色起义开始就与邓小平一起共事。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时，龚楚先任红七军参谋长，后任红七军军长。

    羊城晚报海外版报道，邓小平从北京亲自给他挂了电话。

    龚楚当年曾在自己的家乡给朱德、陈毅带路寻找根据地，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给自己的队伍带路。他后来又给陈济棠、余汉谋带路诱捕项英、陈毅，那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给敌人带路。“朱、毛、龚”中的朱、毛都不在了，项英、陈毅也不在了，陈济棠、余汉谋同样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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