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部分(2 / 6)

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惟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他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他屡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如，在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至戾，果有明证”。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十二月初三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而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薄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以摅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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